總公司:

地址:江蘇省無錫市胡埭鎮東街5號

電話:0510-85137076 / 85586587

85589728 / 85589799

轉8001 / 8002 

方小姐 / 胡經理

傳真:0510-85123038

郵編:214161

電郵:yikuan_zou@chinawxtz.com

 

廣東辦事處:

東莞市長安華魁五金機械經營部

地址:廣東省東莞市長安鎮廈崗

聯係人:胡華

手機:13823953682

QQ:693240164

電話:0769-81871528

傳真:0769-81871538

您現在的位置:首頁 > 新聞資訊 > 行業新聞

陳獨秀出走北大與缺席“一大”之謎

瀏覽次數: 日期:2015-09-02 11:12:59

 

  長期以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等定性使得陳獨秀在曆史中麵目模糊而機械。盡管陳的一生充滿了大起大落的戲劇性—從“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發起者,到創建中國共產黨;從受人尊敬的政治領袖到身陷囹圄的階下囚;從狂熱的革命者到冷靜的反思者,並最終在顛沛流離中暗淡離世。

  正是如此,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唐寶林以30多年的研究寫成的百萬字《陳獨秀全傳》尤其顯得厚重。2011年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該書的繁體字版時,有學者評價道:“翔實的史料和紮實的考據,使得《陳獨秀全傳》成為這一領域無法繞過的著作。”

  與一般傳記專注於對個人經曆的陳述截然不同,唐寶林這本五易其稿的煌煌巨著更是一本陳獨秀的評傳。作者不僅通過對資料的爬梳,盡力呈現出陳獨秀不為人知或因種種原因未能示人的一麵,同時,努力通過縝密的邏輯分析,著力還原出陳獨秀及與周邊人士的思想內涵。

  尤其可貴的是,唐寶林還通過其掌握的史料,正麵回答了長期以來困擾學界關於陳獨秀研究的重點“疑問”:1921年陳獨秀為什麽沒有參加中共“一大”?1927年陳獨秀為何一再向國民黨和蔣介石退讓?1929年陳獨秀因何被中共開除出黨?以及1938年陳獨秀被王明、康生誣陷為漢奸的全過程等。

  “改變中國曆史的傳聞”

  1915年,陳獨秀從日本回來後就著手籌辦《青年雜誌》。他明確指出:中國要進行政治革命,必須從“思想革命開始”,“要改變思想,須創辦雜誌”。9月15日,《青年雜誌》正式出版。為了與基督教上海青年會主辦的雜誌《上海青年》區別開來,從第二卷起改名為《新青年》。

  創刊號上,陳獨秀撰寫了第一篇文章《敬告青年》,在這篇後來被人視為新文化運動宣言書的文章中,他扛起了“民主”和“科學”兩麵大旗,由此拉開新文化運動的大幕。

  依托《新青年》雜誌,陳獨秀等人向中國幾千年的封建文化傳統,特別是其最落後、最保守、最反動的部分—儒家三綱、老莊與佛教的退隱思想和迷信思想,以及為這些學說、思想、觀念服務的舊教育、舊文學,發起了持續的、猛烈的攻擊,開創了中國近現代史上的一個時代—新文化運動。

  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長,三顧茅廬力邀陳獨秀出任北大文科學長。陳以要回上海辦《新青年》推辭,蔡元培表示“可以把雜誌帶到學校裏來辦”。陳最後答應“試幹三個月”。

  陳北上之時,《新青年》編輯部也從上海遷到北京,新文化運動聲勢浩大:胡適倡導文學改良,錢玄同提出廢除漢字,魯迅發表白話小說……並直接導致了五四愛國運動的爆發。

  然而新文化運動開展起來之後,守舊勢力的反攻也趨於激烈。作為“統率”,陳獨秀的言論最為激烈,他所受的人身攻擊也就最多。按照唐寶林的研究:論敵們在思想觀念上攻不倒陳獨秀,於是“社會上就開始流行中傷陳獨秀等人的謠言,居心不良者還添枝加葉,擴大和製造謠言”。

  第一個謠言是說陳獨秀、胡適、錢玄同等新派教員被北京大學驅逐。傳言雖被蔡元培、胡適等人再三否認,但還是不脛而走。胡適就曾嚴厲批判張厚載—此人最早在上海《神州日報》上發布陳、胡等被驅逐的消息—的卑劣行徑,迫使張進行了自我檢討、謝罪,承認所寫通信是“無聊的”。北大教授評議會後來還通過決議,開除了張的學籍。

  第二個謠言是說陳獨秀到前門八大胡同嫖妓,與諸生同昵一妓,爭風吃醋,挖傷某妓女下體泄憤。一時間,北京的“禦用報紙”對其“醜聞細節”大肆渲染,也讓北大一些上層知識分子對陳感到不滿。  1919年3月26日夜,蔡元培在湯爾和、馬敘倫、沈尹默等的壓力下在湯家開會,討論陳獨秀的去留問題。會議一直開到午夜,蔡元培主張保護陳獨秀,湯爾和卻極力主張清除陳獨秀,馬、沈二人則附和湯。4月8日,蔡元培召集文理科教授會議,通過文理科教務處組織法,以“教務長代替學長”,廢除了北大學長製。陳獨秀被不動聲色地解除文科學長職務,但仍保留教授職位。

  1919年6月11日,陳獨秀因在新世界商場散發反政府傳單被捕,胡適、李大釗等社會各界人士和諸多團體竭力營救。陳獨秀在獄中關了83天,後被朋友們保釋出獄,並逃亡南方。16年後,在與胡適信中,湯爾和也不得不承認他是聽信謠言,說當時是“一時爭傳其事”。

  提及此事,胡適後來說:“獨秀因此離開北大,以後中國共產黨的創立及後來國中思想的‘左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義者的變弱,皆起於此夜之會。”按胡適說法,逃回上海之前,陳獨秀並無明顯的左傾傾向。

  胡適認為,如果陳獨秀留在北大,留在那幫信仰自由主義的老朋友身邊,此後的一切都不會發生。正是如此,一直以來,曆史學界有“陳獨秀狎妓,改變中國曆史的傳聞”一說。

  值得一提的是,唐寶林並不太認同這一觀點。在他看來,陳獨秀從胡適式的“文學革命”走向“政治革命”,早有征兆—1918年12月22日,他和李大釗等人創辦了政治時事性評論刊物《每周評論》。在其看來,陳獨秀與胡適這對新文化運動中的“黃金搭檔”走向分裂早就注定,而且“這也比較符合陳獨秀的性格特征”。

  “不堪回首武昌城”

  1920年6月,與陳獨秀在上海接觸一個月的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在給遠東局的一份報告中寫道:“當地的一位享有很高聲望和有很大影響的教授(陳獨秀),現在寫信給各個城市的革命者,以確定會議的地點和時間,因此,這次會議可能在7月初舉行。”

  隨後,在維經斯基的建議下,陳獨秀用自己的社會關係,組成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不久,維經斯基正式向陳獨秀提出建立共產黨組織的建議。至此,陳獨秀徹底走到了胡適等人的“反對麵”。

  1921年,中共召開全國第一次代表大會,陳獨秀卻缺席了這次會議。

  按照傳統的解釋:7月23日,中共一大會議在上海召開。但是因為陳獨秀(1920年11月,被孫中山任命為廣東省長的陳炯明邀赴廣州創辦西南大學)在廣州兼著大學預科校長,“正爭取一筆修建校舍的款項,抽不出時間”,所以指派陳公博代表廣東支部,包惠僧代表他個人出席“一大”。

  唐寶林卻認為還有更深層次的原因。即無論是在陳獨秀、李大釗,還是共產國際和蘇俄看來,中國共產黨誕生這個開天辟地的事件已經在1920年發生了,第二年的第一次代表大會不過是例行公事,而且主要是中共內部的事。唐寶林發現1921年接任共產國際遠東局書記的K·H·索科洛夫4月時還在上海,並知道中國的共產黨人在積極籌備召開共產全國代表大會,但他卻到廣州去了。

  盡管缺席,但由於陳獨秀的威望和建黨過程中的作用,被大家一致推選為中央局書記。

  值得注意的還有這個時候陳獨秀的“革命”態度。

  因為馬林不滿於陳獨秀身為中央局書記卻長期在廣州,遂派包惠僧赴粵,催促他回滬主持工作。當時,陳獨秀曾對包惠僧說:“急什麽,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還早,可能要一百年上下,我們實現共產主義遙遠得很。我們現在組織了黨,不要急,我們要學習,要進步,不能一步登天,要尊重客觀事實。”  1919年3月26日夜,蔡元培在湯爾和、馬敘倫、沈尹默等的壓力下在湯家開會,討論陳獨秀的去留問題。會議一直開到午夜,蔡元培主張保護陳獨秀,湯爾和卻極力主張清除陳獨秀,馬、沈二人則附和湯。4月8日,蔡元培召集文理科教授會議,通過文理科教務處組織法,以“教務長代替學長”,廢除了北大學長製。陳獨秀被不動聲色地解除文科學長職務,但仍保留教授職位。

  1919年6月11日,陳獨秀因在新世界商場散發反政府傳單被捕,胡適、李大釗等社會各界人士和諸多團體竭力營救。陳獨秀在獄中關了83天,後被朋友們保釋出獄,並逃亡南方。16年後,在與胡適信中,湯爾和也不得不承認他是聽信謠言,說當時是“一時爭傳其事”。

  提及此事,胡適後來說:“獨秀因此離開北大,以後中國共產黨的創立及後來國中思想的‘左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義者的變弱,皆起於此夜之會。”按胡適說法,逃回上海之前,陳獨秀並無明顯的左傾傾向。

  胡適認為,如果陳獨秀留在北大,留在那幫信仰自由主義的老朋友身邊,此後的一切都不會發生。正是如此,一直以來,曆史學界有“陳獨秀狎妓,改變中國曆史的傳聞”一說。

  值得一提的是,唐寶林並不太認同這一觀點。在他看來,陳獨秀從胡適式的“文學革命”走向“政治革命”,早有征兆—1918年12月22日,他和李大釗等人創辦了政治時事性評論刊物《每周評論》。在其看來,陳獨秀與胡適這對新文化運動中的“黃金搭檔”走向分裂早就注定,而且“這也比較符合陳獨秀的性格特征”。

  “不堪回首武昌城”

  1920年6月,與陳獨秀在上海接觸一個月的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在給遠東局的一份報告中寫道:“當地的一位享有很高聲望和有很大影響的教授(陳獨秀),現在寫信給各個城市的革命者,以確定會議的地點和時間,因此,這次會議可能在7月初舉行。”

  隨後,在維經斯基的建議下,陳獨秀用自己的社會關係,組成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不久,維經斯基正式向陳獨秀提出建立共產黨組織的建議。至此,陳獨秀徹底走到了胡適等人的“反對麵”。

  1921年,中共召開全國第一次代表大會,陳獨秀卻缺席了這次會議。

  按照傳統的解釋:7月23日,中共一大會議在上海召開。但是因為陳獨秀(1920年11月,被孫中山任命為廣東省長的陳炯明邀赴廣州創辦西南大學)在廣州兼著大學預科校長,“正爭取一筆修建校舍的款項,抽不出時間”,所以指派陳公博代表廣東支部,包惠僧代表他個人出席“一大”。

  唐寶林卻認為還有更深層次的原因。即無論是在陳獨秀、李大釗,還是共產國際和蘇俄看來,中國共產黨誕生這個開天辟地的事件已經在1920年發生了,第二年的第一次代表大會不過是例行公事,而且主要是中共內部的事。唐寶林發現1921年接任共產國際遠東局書記的K·H·索科洛夫4月時還在上海,並知道中國的共產黨人在積極籌備召開共產全國代表大會,但他卻到廣州去了。

  盡管缺席,但由於陳獨秀的威望和建黨過程中的作用,被大家一致推選為中央局書記。

  值得注意的還有這個時候陳獨秀的“革命”態度。

  因為馬林不滿於陳獨秀身為中央局書記卻長期在廣州,遂派包惠僧赴粵,催促他回滬主持工作。當時,陳獨秀曾對包惠僧說:“急什麽,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還早,可能要一百年上下,我們實現共產主義遙遠得很。我們現在組織了黨,不要急,我們要學習,要進步,不能一步登天,要尊重客觀事實。”  1919年3月26日夜,蔡元培在湯爾和、馬敘倫、沈尹默等的壓力下在湯家開會,討論陳獨秀的去留問題。會議一直開到午夜,蔡元培主張保護陳獨秀,湯爾和卻極力主張清除陳獨秀,馬、沈二人則附和湯。4月8日,蔡元培召集文理科教授會議,通過文理科教務處組織法,以“教務長代替學長”,廢除了北大學長製。陳獨秀被不動聲色地解除文科學長職務,但仍保留教授職位。

  1919年6月11日,陳獨秀因在新世界商場散發反政府傳單被捕,胡適、李大釗等社會各界人士和諸多團體竭力營救。陳獨秀在獄中關了83天,後被朋友們保釋出獄,並逃亡南方。16年後,在與胡適信中,湯爾和也不得不承認他是聽信謠言,說當時是“一時爭傳其事”。

  提及此事,胡適後來說:“獨秀因此離開北大,以後中國共產黨的創立及後來國中思想的‘左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義者的變弱,皆起於此夜之會。”按胡適說法,逃回上海之前,陳獨秀並無明顯的左傾傾向。

  胡適認為,如果陳獨秀留在北大,留在那幫信仰自由主義的老朋友身邊,此後的一切都不會發生。正是如此,一直以來,曆史學界有“陳獨秀狎妓,改變中國曆史的傳聞”一說。

  值得一提的是,唐寶林並不太認同這一觀點。在他看來,陳獨秀從胡適式的“文學革命”走向“政治革命”,早有征兆—1918年12月22日,他和李大釗等人創辦了政治時事性評論刊物《每周評論》。在其看來,陳獨秀與胡適這對新文化運動中的“黃金搭檔”走向分裂早就注定,而且“這也比較符合陳獨秀的性格特征”。

  “不堪回首武昌城”

  1920年6月,與陳獨秀在上海接觸一個月的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在給遠東局的一份報告中寫道:“當地的一位享有很高聲望和有很大影響的教授(陳獨秀),現在寫信給各個城市的革命者,以確定會議的地點和時間,因此,這次會議可能在7月初舉行。”

  隨後,在維經斯基的建議下,陳獨秀用自己的社會關係,組成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不久,維經斯基正式向陳獨秀提出建立共產黨組織的建議。至此,陳獨秀徹底走到了胡適等人的“反對麵”。

  1921年,中共召開全國第一次代表大會,陳獨秀卻缺席了這次會議。

  按照傳統的解釋:7月23日,中共一大會議在上海召開。但是因為陳獨秀(1920年11月,被孫中山任命為廣東省長的陳炯明邀赴廣州創辦西南大學)在廣州兼著大學預科校長,“正爭取一筆修建校舍的款項,抽不出時間”,所以指派陳公博代表廣東支部,包惠僧代表他個人出席“一大”。

  唐寶林卻認為還有更深層次的原因。即無論是在陳獨秀、李大釗,還是共產國際和蘇俄看來,中國共產黨誕生這個開天辟地的事件已經在1920年發生了,第二年的第一次代表大會不過是例行公事,而且主要是中共內部的事。唐寶林發現1921年接任共產國際遠東局書記的K·H·索科洛夫4月時還在上海,並知道中國的共產黨人在積極籌備召開共產全國代表大會,但他卻到廣州去了。

  盡管缺席,但由於陳獨秀的威望和建黨過程中的作用,被大家一致推選為中央局書記。

  值得注意的還有這個時候陳獨秀的“革命”態度。

  因為馬林不滿於陳獨秀身為中央局書記卻長期在廣州,遂派包惠僧赴粵,催促他回滬主持工作。當時,陳獨秀曾對包惠僧說:“急什麽,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還早,可能要一百年上下,我們實現共產主義遙遠得很。我們現在組織了黨,不要急,我們要學習,要進步,不能一步登天,要尊重客觀事實。”  從“一大”到1927年的“五大”,陳獨秀均被選為中央委員,先後任中央局書記、中央局執行委員會委員長、中央總書記等職務。然而,在中共漢口“八七”會議上總書記的職務被撤銷,並被戴上了“右傾機會主義”—即向國民黨右派一再退讓,將革命領導者的地位主動交予國民黨—的帽子。

  大量的曆史資料給我們展示的卻是另一幅景象。

  按照唐寶林考證,馬林初次提出中共加入國民黨問題,陳獨秀就抱著懷疑態度。1922年4月,當得知馬林前往莫斯科遊說,他給負責遠東局的維經斯基寫了一封態度強硬的反對信。1924年6月,在國民黨右派中央監察委員鄧澤如、謝持、張繼等人發起對共產黨員的“彈劾案”,陳獨秀又一次寫信給維經斯基,指出國民黨內部右派勢力強大,共產黨包括蘇俄和共產國際不能無條件地支持國民黨,否則將是“幫助我們的敵人”。

  尤其是當蘇聯駐廣州政府全權代表鮑羅廷建議成立國際聯絡委員會來解決(國共)兩黨問題的時候,陳獨秀又和蔡和森等人聯名致電莫斯科,控告鮑羅廷和他推行的損害共產黨的妥協路線。為此,陳獨秀還處理了和鮑羅廷觀點一同出席會議的瞿秋白,對其進行了嚴厲的批評,並禁止他再去廣州。

  不僅如此,陳獨秀還多次向蘇共(布)和共產國際表達了希望國共兩黨從黨內合作到黨外聯盟的意向,但是都遭到蘇共和共產國際當權派的政治彈壓。

  按照唐寶林的解釋,蘇聯之所以這樣,最根本的原因還是考慮到其自身的國家利益。特別是1925年10-12月,德國先後與法國、比利時簽訂了邊界協議,蘇聯認為這是歐洲吸收德國建立“反蘇聯盟”,加上之前蘇聯在中國北方支持的馮玉祥國民軍的失敗,導致蘇聯尤其不想因為中共得罪他們當時在南方的“朋友”國民黨。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蔣介石在上海發動“4·12”政變之前,陳獨秀還曾向蘇聯方麵提醒,希望蘇聯方麵能夠提供資金組建中共的武裝,但是蘇聯先是同意撥付10萬盧布,三天後又撤銷了這個決定。

  上海政變之後,逃到武漢的陳獨秀還未坐定,卻因為共產國際代表羅易的冒失之舉—向汪精衛私下透露的共產國際的緊急指示,武漢國民政府也向中共舉起了屠刀。更令陳獨秀想不到的是,他還被斯大林認為應該承擔“大革命”失敗最大的責任。理由是他放棄了國民革命的領導權,沒有建立起自己的軍隊。

  難怪多年之後,又一次經過武漢時,陳獨秀寫下了“不堪回首武昌城”的詩句。

所屬類別: 行業新聞